“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国家历史进程

2019-12-31 10:16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一国两制”作为探索国家统一的理论,既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构想,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大实践,更与民族复兴的命运紧密相连。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港澳台地区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要不断适应国际、国家和港澳台自身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外延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其相关配套的政策和论述也要与时俱进。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澳门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区域,必然承载“一国两制”发展更多的历史,中央必然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完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国两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管治方式,是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在国家主权内对部分区域的一种创新性治理。“一国两制”在实践20多年取得的举世的成功之事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一国两制”与我国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总体而言,按照现代国家历史进程划分,可以分为国家统一中的“一国两制”(1949-1997年)、国家治理中的“一国两制”(1997-2017年)和民族复兴中的“一国两制”(2017-2049年)。“一国两制”源于国家统一,成于国家治理,盛于民族复兴。“一国两制”作为探索国家统一的理论,既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构想,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大实践,更与民族复兴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由于国家完全统一尚未实现、国家治理仍在推进,而民族复兴更是国家历史目标,所以相互之间仍存在交叉,也就是“一国两制”仍同时融于国家统一、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中。

  国家统一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题。中华人民国成立后,中央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也曾设想和实践过一些国家统一方式。①“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统一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方针的提出首先是中国和中国为了解决问题,即便后来因缘际会“一国两制”首先用于解决和澳门问题,其中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②直到今天,“一国两制”与台港澳问题之间的交错互动仍在持续。③

  第一,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1979年元旦全国常委会《告书》和1981年9月30日全国常委会委员长阐述的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即“叶九条”)是“一国两制”提出之前关于国家统一的初步酝酿和尝试。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就的主权问题、1997年后的安排以及过渡期间的安排向撒切尔夫人阐明了中方的立场。提出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英国人是质疑的,并去翻阅史书,看看是否能找到“一国两制”这种模式成功运作的先例。④结果当然是没有先例。

  1983年3月底,经过一年的调研,国务院港澳办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关于解决问题的修改方案》,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以及和英方谈判的方案。这份报告参考了1981年9月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叶九条”,但在这份报告中仍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概念。⑤1982年1月,在会见海外人士时说,“叶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的制度,我们也不他们那个制度。”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1984年6月在会见人士时发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再次阐述了实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⑥

  1982年9月,与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撒切尔夫人表示,要保持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就会给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撒切尔夫人认为,既然中国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那就需要,因此,只要英国方面不让,并对中国“晓以利害”,中国就不得不放弃收回的打算。所以她强调,中国如果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的繁荣;而要保持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就英国提出的以“主权换治权”方案,明确表示,如果说宣布要收回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正如时任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所言,“看来在国家主权和维持繁荣统一两者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暂时的经济利益,也不会在国家主权上让步”。⑦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英国通过外交谈判成功解决问题,并决定在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1997年回归祖国,“一国两制”首先开始在实践,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其后,中国和葡萄牙也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了澳门问题,1999年澳门回到祖国怀抱。、澳门问题的解决是国家实现统一的重要一步。“一国两制”作为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为实现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丰富了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理论。最为突出的就是“八项主张”的提出。1995年1月30日,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并就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八项主张。1.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2.对于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面向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整个中华民族;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7.要充分尊重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的一切正益;8.我们欢迎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方面的邀请,前往。“八项主张”的提出,推动了中国统一进程,在海峡两岸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2002年11月,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体现了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丰富和发展,可概括为六点:一是明确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坚定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在和平统一、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基础上,提出“文攻武备”的总方略;三是首次提出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创造性地发展了关于两岸谈判的主张;四是将做民工作提升到“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基础”的战略高度,努力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五是指出问题不能地拖延下去;六是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阐述了解决问题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强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综合国力。

  第三,同志根据局势和形势的新变化,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断和主张。2005年3月,就新形势下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一个中国原则决不;二是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三是贯彻寄希望于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四是反对“”活动决不。2005年4月,时任中国访问。4月30日,时任中央总与进行历史性会晤,两岸达成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一、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二、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三、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四、促进协商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五、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后首次正式接触,国共两党关系史由此掀开新的篇章。这是两党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对推进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六点意见:一、恪守一个中国,增进互信;二、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三、中华文化,加强纽带;四、加强人员往来,扩大交流;五、国家主权,协商对外事务;六、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这些意见对反对“”、推动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在继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再次丰富和发展了相关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和主张,成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理政新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指出,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在探寻民族复兴强盛之道的过程经沧桑。“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习表示,在涉及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会有任何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我们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一国两制”在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意见和,是能充分照顾到利益的安排。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的心灵契合。⑧2015年11月,习与地区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

  “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治理的创新模式和实践。2017年7月1日,习在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直辖于中央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自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澳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中央治港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方略,充分体现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理政新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一国两制”事业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⑨“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国家治理实践。“一国两制”在回归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国家统一的理论与实践,回归祖国后,随着由和基本法所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一国两制”在就已转变为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所以,“一国两制”在的实践理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如何管治资本主义的地区,是理政的重大课题,也存在一个如何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理解的问题。(11)

  中央对港澳的治理从理论认识到治理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提升的过程。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表述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崭新课题”到“重大课题”是认识上的一次重大提升。2012年,则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作为中央对、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旨。2017年7月1日,习同志提出,“我们既要把实行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设好”,这体现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思维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社会形态,更具有全球视野和关怀。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不但将“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更在论述中把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报告中指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极大地表明了中央对实践“一国两制”的信心、勇气和胸怀,也体现了“一国两制”与百年中国梦紧密相连。

  是国家治理进程中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从“站起来”向“富起来”转变的重大进程,也是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重大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能在的进程中得以实现。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是在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可以说,“一国两制”是的重要产物、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港澳对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进程与“一国两制”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一国两制”来解决问题。90年代前后过程中,处于回归过渡期。回归之后的前15年(1997-2012年),加速期,开始实践“一国两制”。2012年以来,深化期,“一国两制”在的实践也进入调整期。

  2018年,国家隆重纪念4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中央要继续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坚定不移扩大,使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一国两制”也将在的未来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升。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澳门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上更不能缺少了港澳。的割让源于清朝的国力衰落,的回归则基于国家的发展,而今天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则与当前国家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密不可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复兴,实践“一国两制”的港澳地区自然也是这民族复兴中的一部分。

  习总始终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谋划“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进程。习总强调,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不仅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也是探索发展新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机遇所在。强调决定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发展进步,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只要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历史大势、共担民族,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这些重要论述拓展了“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的视野和格局,为开展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描绘了新蓝图。

  “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2)2017年7月1日,习在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回到祖国怀抱的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一国两制”就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港澳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港澳既有责任也有义务,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港澳同样有历史责任和伟大荣光。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一方面,十九大报告把“‘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报告中指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澳门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上不能缺少了港澳。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要“让、澳门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我们只要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历史大势、共担民族,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以来,习总着眼推动“一国两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提出“两个根本旨”“三个有机结合”“四个始终”“底线”等重要思想,确保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十九大报告是未来5~10年各项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其中涉港澳内容和政策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央对港澳工作的基本思和基本遵循,这对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政策。十九大报告除继续延续报告强调的“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之外,还强调了要“确保‘一国两制’不会变、不,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2015年12月,习总在会见来京述职的时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提出了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政策。其后习总又在庆祝回归2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明确,即“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次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政策进一步写入十九大报告,表明了中央对近年来“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正面回应,也表明了中央对贯彻“一国两制”的基本思和原则方向,更是中央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庄严承诺。

  (二)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和港澳的高度自治权与“一国两制”构成“一体两翼”。强调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的论述在十九大报告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过去五年港澳的工作进展中强调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报告中仅以“、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同内地交流合作提高到新水平”来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而十九大报告明显加强了对过去五年港澳工作进展的论述,特别强调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澳门全面管治权”。二是在构成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强调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这部分的论述指出,“必须把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港澳的高度自治权与“一国两制”构成“一体两翼”的关系。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成为“一国两制”这“一体”的“两翼”,有了“两翼”的结合落实,“一国两制”这“一体”才不会变、不、不变形、不走样,“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首次突出强调中央对拥有全面管治权。“全面管治权”现在纳入十九大报告,表明关于“全面管治权”的论述已经成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理政新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强调依照和基本事,特别突出的地位。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依照和基本事”,强调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是和基本法赋予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地位与习总在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习在“七一”讲话中已经详细阐述了在落实“一国两制”中的地位和与基本法的关系:“中华人民国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国家根本,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制定的基本法律”,“在落实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中央依港首先要依照和基本港的思。

  (四)特区和行政长官要履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报告中的中央对、澳门实行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旨提升到了十九大报告中的宪制责任,即“支持特别行政区和行政长官履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这表明,在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但是特区和行政长官的主体责任,更是宪制责任。这也表明对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受到的危害、挑战,特区和行政长官必须予以有效的应对和处理。

  (五)中央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十九大报告中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论述与习总“七一”讲话中强调的落实“一国两制”要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相吻合、一致。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要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澳门互利合作”,这正是落实习总“七一”讲话,以避免“苏州过后无艇搭”的重要体现。港澳应把握国家发展的重大机遇,在“一带一”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中积极作为。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要不断适应国际、国家和自身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外延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与其相关配套的政策就要与时俱进,在落实“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必然要对相关政策进行具象化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此为借口对“一国两制”进行任意发挥,随意改变其本质和初衷,而是要更好地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更好地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重要内容的“一国两制”在实践好、落实好。“一国两制”在的实践过往没有顺风顺水,现在仍然磕磕绊绊,未来更加不可能中规中矩,这与我们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一国两制”已经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哲学,“求大同,存大异”则是最佳体现。虽然一国与两制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中央管治与高度自治的矛盾等仍然存在,甚至存在矛盾的可能,只要“一国两制”的初心和实践“一国两制”的信心不变,各个利益攸关方就应创新思维共同应对新时代“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3)共同推进“一国两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前,“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14)我们对“一国两制”应充满信心。

  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繁荣稳定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在确保中央权威与落实“一国两制”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是未来一个时期理政、治港理政的关键。未来5年将是落实中央对管治权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中央、特区,还是中央涉港部门以及社会的不同力量和群体都要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虽然在落实全面管治权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但正确落实中央对的全面管治权是确保“一国两制”在实践不变形、不走样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一国两制”在实践进入“五十年不变”的中期,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解决、缓解和应对这些新问题,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时代的背景下继续保持的繁荣稳定需要新思维、新、新办法。未来5年是“一国两制”在实践“五十年不变”的中期,由于国际形势仍复杂多变、局势也仍存诸多变数,而国家发展格局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因此,结九大报告要求,中央对港政策和对港工作在新时代应有新思维新范式,需要抓住几个重要着力点,积极应对挑战和风险,推动中央治港政策在的落地生根。

  (一)未来5年应积极防控“一国两制”在实践变形、走样的倾向。特别是要主动遏制、主动管控、主动止损“一国两制”实践变形、走样行为的发生、冲击和负面影响。从目前来看,影响“一国两制”实践变形、走样的行为最可能发生于政制发展、、国民教育、两地融合等范畴。从未来局势预判,“一国两制”实践发生变形、走样的行为范畴主要包括繁荣稳定的行为、“一国两制”的行为、冲击中央底线的行为和影响“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行为。未来5年政局的变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主要包括的、两地融合发展的挑战、街头非法运动的冲击、反对派对特区的强力制衡等。对这些影响“一国两制”实践和中央对港政策的风险和挑战,我应主动遏制、管控,对已经发生的事态进行积极止损。与此同时,外部作为可能影响局势的重要力量,其介入事务在“非”层面表现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议会、高校、智库、非组织等成为介入的主要平台。(15)随着局势的发展演变,议题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智库对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虽然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退场,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又粉墨登场,而且该战略制衡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在这一地区的部署。同时,特朗普任内公布的首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局势为其提供了一个着力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南海问题、网络安全以及美国感受到的挑战和焦虑等情况,有可能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也难以置身事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考量因素,除单独用来向中国施压外,还可与南海、网络、等问题叠加使用。(16)未来一段时间,由于社会就中央—特区关系、立法、特首普选等议题仍有可能形成较大争议乃至激烈对抗,美国仍会借机加大对事务的干预。重大问题和关键节点不但是美国介入事务的“时机”,也是美国智库在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和重点。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跟进。

  (二)未来5年应落实“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中央加强对的管治,另一方面也会中央对港政策的弹性。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虽然几乎已经是“共识”,(17)但如何完善、完善哪些制度与机制、完善的程度、完善的策略、完善的效果以及对中央对港政策的影响仍要进行详细评估。从短期来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是中央依港的重要体现,是中央对全面管治权的重大举措,但从长期来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会未来中央对港政策的弹性空间,可能导致中央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处于被动局面。例如,把基本法中的中央依法享有的,包括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权、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对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备案审查权、政制发展决定权等,都再以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的方式予以细化,其必然会带来的问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未知的挑战和矛盾可能让中央调整对港政策失去灵活的弹性空间和调整政策的主动权,从长远来看,显然不利于中央的对港政策。因此,“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更多的应是完善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的要求,并配套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机制,使特别行政区的决定符合中央的要求和意愿。

  (三)未来5年应加强中央政策在落地生根的执行力。特别是需要提高中央涉港部门和特别行政区的执行力。回归以来,一些对有利的经济政策,如CEPA、行、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在比较容易“落地”,但近年来不要说涉及、国民教育、政制发展等性政策遇到的挑战,即便是经济政策近年来也被化,导致中央政策在港落地遇到社会的抵制、甚至。因此,未来5年要提高中央政策的落地生根就需要涉港机构和特区具有较强的意志和执行力。相关部门落实中央政策要积极作为,工作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创新,要更多以接地气的工作方式使中央政策在落地。

  (四)未来5年应加强中央对港政策的增信释疑,增强中央在的存在感。“一国两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管治方式,是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在国家主权内对部分区域的一种创新性治理。十九大报告要求要从民族复兴的视角谋划新时代“一国两制”的实践,因此,中央对港政策、对港工作就要求涉港部门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也要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并将其作为行政长官述职、主要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指标。近期涉港部门应根据十九大报告要求预估形势发展并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清单,包括要开展哪些方面的相关工作、在哪些方面要进行跨部门协调以及落实相关工作的时间表等,以加强中央对港政策的增信释疑,增强中央在的存在感,特别是对全面管治权、释法、范畴、国家意识等进行创造性的话语论述,并对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进行创新,形成“一国两制”体系的“一体两翼”。

  “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体现的一个重要就是求大同、存大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下,“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必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国两制”在的实践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变与不变的结合。“一国两制”在实践的过程,也正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其未来,仍会是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不回避问题,有这些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如此,“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未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区域,必然承载“一国两制”发展更多的历史,中央必然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完善和实践“一国两制”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时代落实“一国两制”,就要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新时代探索“一国两制”,就要特区和行政长官,积极应对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履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新时代完善“一国两制”,就要学界加强理论创新,为推动国家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懈努力。

  ②关注中央解决台港澳问题的人士从中观察到了其中的关联。钟士元:《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③截至2017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台港澳问题上表过三个,即1993年发表的《问题与中国的统一》、2000年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问题》和2014年发表的《“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④彭定康:《东方与:彭定康治港经验》,蔡维先、杜默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8年,第46页。

  ⑤⑥鲁平、钱亦蕉整理:《鲁平回归》,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9年,第19~20、26~27页。

  ⑧中央宣传部:《习总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185页。

  ⑨:《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学习习总出席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的体会》,:《求是》,2017年第14期。

  ⑩民:《把握“一国两制”新的定位正确处理六对重要关系——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工作的重要论述》,:《求是》,2018年第2期。

  (11)饶戈平:《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求是》,2014年第14期。

  (12):《坚定“一国两制”伟大事业信心 继续推进基本法全面贯彻落实》,2017年5月27日。

  (14)陈宇翔、薛光远:《“三个前所未有”: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日报》,2015年11月8日,第07版。

  (15)张建、张哲馨:《回归以来美国对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