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的成功经验着手浅析贞观之治的政策方针

2020-01-02 08:15

  说起盛世,人们往往会想起大唐盛世,说起盛世君王,人们则常常会想起唐太和唐玄。唐太和唐玄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最终夺得,他们缔造的盛世也都是在“虽然两人都是盛世君王,但人们往往对于唐太评价更高一些,原因当然是因为唐玄晚年的安史之乱直接让大唐王朝了下坡,而唐太则毫无疑问是让唐王朝逐渐兴盛的那个人。

  说起唐太,则必然会想起的他的贞观之治。但人们往往只知道贞观之治,却不知道贞观之治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唐太作为大唐盛世的缔造者,他在贞观之治之中的实践实际上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些实践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宝藏,而只知道感叹贞观之治的繁荣与伟大,这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的目的,便是向大家展示贞观之治背后的具体实践是如何的以及这些政策方针留给后世的经验是什么。

  唐太李世民在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这场无疑是惨烈的,而唐太接下的江山也几乎是残破不堪的。这时的唐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九年,但由于隋炀帝的剥削以及隋末唐初的战乱,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

  而唐太李世民的父亲——唐高祖李渊并不能算是一个好,在他执政的九年时间里,,《资治通鉴》将李渊的武德年间称为“货赂公行,纪纲紊乱”。更为要命的是,当时唐王朝正经历着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凋敝、。

  除了国家凋敝、百废待兴之外,当时的阶层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虽然唐太已经成功夺得了,并且了对他最大的两位兄弟,但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下并未被消灭殆尽。这些余党仍然在观望形势,形势稍有不对,便会立即起兵。除了两位兄弟的手下之外,父亲李渊的功勋旧臣们也在蠢蠢欲动,虽然此时李渊已经失去了,成为了被束之高阁的太上皇,但只要时机成熟,李渊未尝不能从太上皇重新变为。

  而除去这些对其虎视眈眈的对手,李世民在担任秦王时的手下也同样是一点不安分,他们看到旧日的成为了,自然是一个个都盼望着能够发财。可以说,这时的唐王朝集团内部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除了国内形势不容乐观之外,唐王朝的边境同样不安宁。当时唐王朝边境盘踞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他们伺机便会进入内地袭扰、抢劫一番。特别是北方的突厥人,经常出兵南下,对唐王朝的构成直接的。

  这样的情况对于唐太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之所以说是机遇,是因为当时思治,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都希望国家可以安定、繁荣,这给了以武力夺取的唐太一个绝佳的机会,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便不仅具有了十足的性,而且还可以留下盛名于后世。

  而挑战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如何处理好如此繁杂又困难的局面,十分考唐太以及他的臣子的智慧,倘若处理不当,则来自底层的、来自高层的攻讦和倾轧以及来自边境的战争都会将刚刚成为的唐太李世民拖入之地。

  幸而唐太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幸之又幸则是他拥有一群同样极具智慧的臣僚,经过他们的一番政策设计,唐王朝最终步入了稳定和繁盛。

  在进行具体的政策设计、解决具体问题之前,唐太首先需要确定他的施政方针。而关于这一施政方针的确立,在当时的朝野之内还引起了一番争论。

  这两方的意见可以说都有道理,在历史上也都曾有成功的案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太的选择便变得至关重要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段唐太与房玄龄和肖瑀的对话,很好地展现了唐太的态度。贞观四年七月,唐太问房玄龄、肖璃:“隋文帝何如主也?”答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尺,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唐太听罢,不以为然,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 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违逆,莫敢谏诤,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唐太对于隋文帝包揽政务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他希望的是广纳天下贤才,让他们来为自己处理政事,自己并不需要太多,只有这样,才能积聚天下聪明人的智慧,把国家给治理好。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于唐太的选择都已经非常清晰了,他并没有选择独揽,而是选择了一条广纳贤才、宽松的的施政方针。

  确定了这样一条施政方针之后,唐太便开始根据这一施政方针处理具体政务了。首先,对于李建成、李元吉旧党,唐太并没有选择,而是宽大处理。对于有才能的、能够为己所用的,他便大胆启用,比如魏征曾经就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谋臣,但太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对其厚加礼遇,使魏征大为,而魏征日后也的确给予了太大量的帮助。

  而对于当年那些曾经反对自己的李建成、李元吉旧党,他也选择全部,没有对其进行什么处罚。这样的做法,使得大批曾经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党得以,不仅不再动念头,反而愈加忠心于太这位宽厚的帝王。

  其次,对于自己父亲唐高祖的旧臣,太则选择“抚之以,示之以威信”。对于那些确有才干,并且为官的人,太予以重用,而对于造成武德年间、的代表人物,比如说裴寂等人,则是严加处理。

  再次,对于那些曾经自己的人,太也并没有一概任用。对于贤才,他是大力任用,对于不肖者则是责令其回乡,对于枉法者则是严加处罚。这样的政策让大批当年曾经跟着太出生入死的手下感到非常不满,《资治通鉴》记录了当时被罢官回家的太旧臣的抱怨:“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之后。”而唐太虽然听到了这样的抱怨,但却不为之所动。

  唐太一方面了自己任人唯贤的原则,了在他的期间官僚队伍的质量,另一方面也由于避免,而造成朝野内其他官员的不满,维持了整个集团内部的稳定。这样的做法,既了原则,又取得了极好的成效,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第四,对于饥馑和战乱困扰的,唐太同样贯彻了“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方针,实行了包括均田制、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赈济灾民等措施在内的一系列,使得人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虽然直到贞观三年左右全国的农业情况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此之前,人民虽然依然受到饥馑和自然灾害的困扰,但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抱怨。从下面史料记载中,就足以看出唐太的措施是安了、得了的。

  最后,对于在边境作乱的少数民族,唐太则是实行了两种政策。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要击退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突厥对于中原的,因此,唐太在贞观四年时便出兵击退了突厥的,随后又打败了包括吐蕃、龟兹、南诏等分布在各地的少数民族的。

  但与此同时,唐太还奉行了民族之间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的政策,主张各少数民族与唐王朝进行和平的交往。后来的结果我们当然也知道了,不仅唐太本人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而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各少数民族与唐王朝都有了许多的交往,也难怪唐太本人如此骄傲:“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唐太的政策是成功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他所确定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施政方针。在这样一个施政方针的下,唐太得以广纳贤才、宽松,最终实现了唐王朝在其下的发展与辉煌。

  唐太的政策选择能够带给后世最重要的经验在于,者需要审时度势来选择自己的政策,而不能一味追求自己的与享受。作用封建王朝的者,帝王都是追求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是越来越往帝王手中集中的。

  但是,集中的政策并非适合于每一个时代,盲目地使用这样的政策可能反而会导致负面的效果。贞观初年的唐王朝可以说是矛盾重重、百废待兴的,国家和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盲目地集中可能导致隋王朝的教训重现,那便是帝王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成就而盲目给国家和巨大的压力。

  而唐太的成功之处便在于,他看清楚了自己作为帝王可能存在的问题,因而选择广纳贤才,让群臣来与自己共同,并接纳群臣的意见,让国家休养生息。也正因如此,使得唐王朝可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恢复元气,最后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