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外交:三大方针、五项原则与四件大

2020-04-17 08:04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扫旧中国的外交,表明中华人民国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了。

  提出外交工作三大方针。早在国成立前后,就根据他对国际局势的冷静观察和精辟分析,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1949年春夏之间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为确定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提供了战略指导。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中国的和主权。具体地说,就是对同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使节只当作普通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和逐步加以,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一边倒”,是指在《论人民》一文中强调的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方针。这三大方针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的根本利益。

  按照《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一种坚定不移地争取和世界和平的对外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同苏联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主义人民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一批人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其他一些外国陆续通过谈判,相继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国家,以及、丹麦、和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第一次建交。

  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十分重视同新兴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周边的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0年至1951年间,中国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几个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总理在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互不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平等互惠”后来改为“平等互利”)。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中国在比较完整意义上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由此达成《中印关于中国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谈判及所达成的协定,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第一个范例。

  1954年6月,总理利用会议休会期间,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双方一致同意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对于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问题,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作了客观的阐释:“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基于达成的相互理解,联合声明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指出如果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确定了自主的和平外交线。

  第一,签订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苏两国决定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国的外国。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困境,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个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为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国中央人民抵达莫斯科访问苏联。此行目的一是祝贺斯大林70岁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二是订立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由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此时对中国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特别是对的内外政策存在一些疑虑和误会。因此,在访苏初期,双方都采取试探的态度。当提出重订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则认为,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和在莫斯科先后与斯大林、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谈判,两国于2月14日正式鉴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缔约同时,两国还签署了《关于中国铁、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国的协定》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的签订,对保障两国安全、发展两国友谊和合作、远东和世界和平,都曾起过积极作用。